五年有了，我幾乎每天都會閱讀，都是小說與散文，也每隔一段時日就會到書店「補貨」，這一回大概是間隔最長的，出於我意識到如果再繼續買，勢必得再去買一個書櫃；還有，那些對我的孩子存在著代溝以致於根本不想閱讀的小說與散文集，將來的某一天要如何處理是好？可是好一段時日沒「新」書讀了──一直重複讀唐諾的《世間的名字》裡頭的某幾篇，於是興起重讀其它舊書的念頭。
某一天，我從書櫃中將近百本的文學書（絕大多數已讀完）抽出陳列的《躊躇之歌》，像往常一樣，於每天起床後吃完早點喝咖啡時或入睡前或這兩時段之間想閱讀時重新讀了起來。也許是對這本散文的記憶猶新的緣故吧，還是它原本就是適合細水長流地慢慢讀吧，還沒讀完，我竟又從書櫃抽出一本重新出版的董啟章小說集《衣魚簡史》（連同另一本《名字的玫瑰》購買之後努力想讀懂其中一些篇卻仍不甚了解），兩本輪流讀。過沒幾天，讀到《衣魚簡史》中〈大阪城之棄石〉的一句「也不是村上春樹式的一出場就預備跟男主角上床的便宜女孩」時不禁莞爾，接著心裡頭只能想起因為看了改編的同名電影《挪威的森林》中而還有印象的女主角，可是並沒有「便宜」的感覺，而那位在位於山林中的精神病療養院照顧女主角的女子也不算是「女孩」吧？於是，我決定拿一本村上春樹的小說來讀，看看會不會與董啟章的小說中的「我」有同樣的感受？
村上春樹的小說我收集了五本，都是十幾二十年前的版本，所以除了《挪威的森林》，其餘四本的內容早已不復記憶，電影《挪威的森林》在台上演後就全部借給女兒了。可是我從沒過問她是否把《挪威的森林》讀完並接著讀其餘四本。我從她房間的書櫃有點隨機又有點就這一本吧地抽出《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拿到我的書房，就此時而這一本時而那一本時而第三本地閱讀。不過，那想買書的欲望一直沒消失，有一天的午後我終於又去了書店，但空手而回，又繼續彷彿以鋼琴、貝斯和鼓組成的爵士三重奏式的閱讀。
大概很少有人像我這樣方式的閱讀的吧？我想。
《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是很容易閱讀的小說，有心的話，一兩天就能讀完。我當然不記得彼時是否像此時這樣會邊讀邊想作者為何寫這樣的小說、裡頭的人物是否有現實的原型？而由網路資訊可知，西方年輕人耍「嬉皮」的年代，日本的大學生搞了兩次學運，剛好也是村上春樹的少年與青年時期，與其差不多同輩的讀過大學的許多日本人都認為那是美好的年代，會不會因為如此，村上春樹筆下的主人翁才會常常也是那個年代出生的？畢竟如此一來可以想像小說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描寫其成長過程時才能駕輕就熟地下筆，生活中常聽的音樂也變成小說中的人物常聽的，也因而引發有類似背景的讀者之共鳴，繼而創造出單以日本國內而言但對台灣的出版業無非是天文數字的合計數百萬本的銷售量。
銷售量從來不會是讀者買書的依據，這跟看到餐館或小吃店大排長龍時也想吃不一樣，肯定也不會是傳統的作家動筆的動機之一，但絕對是出版社出書的最大考量因素，特別是如今。所以，我這第二次閱讀《衣魚簡史》時，心裡頭的問號依舊：董啟章有何一以貫之的寫作目標？出版社為何願意出版？長句那麼多，段也很長，還夾雜廣東話，甚至引用了長段的英文，台灣有多少人買他寫的書？人口比台灣更少的香港又有多少人捧場？或許，真如唐諾所寫的，有其他書的業績cover，讓總編輯敢於向老闆開口以維護文藝人那只剩一丁點的良心與理想而出版，精裝並且加上特別的書腰文字闡明。是啊，「有咁真時寫咁真，有咁深時寫咁深。」《衣魚簡史》的書腰我沒丟棄，特別查了上頭印的董啟章講的這句話的「咁」之意並以鉛筆寫於扉頁。現在和當時的看法一樣，他的小說不是寫好玩好看的，有其對香港（其小說中的V城肯定是指香港的舊稱維多利亞港）的歷史考查之執著。他的遣詞用字雖然不容易閱讀，但偶爾也會寫出讓人會心一笑的句子，比方上述的對於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女孩的觀點；比方〈那看海的日子〉中的「我」形容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是寫給「坐牢或者流放到荒島的人讀的」，然後「看到主角談食小甜餅那一節，就抵不住睡著了」；比方聽崔健的〈一無所有〉，只聽到「啊啊啊一無所有之外」其餘根本就聽不出來在唱啥；比方他為此書寫的序，引用了一段哲學家講的話，然後說：「誰也很難說明白哲學家在說甚麼。我甚至有點不明白自己在說甚麼。」是啊，我也有點不明白村上春樹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想表達什麼。小說中的男主角從高中起就女友不斷，即便高中時的女友不願意獻身，但那女友的表姐卻願意當他的性伴侶（便宜的女孩出現了）；娶了個等同於可以少奮鬥二十年的妻子，婚後脫離上班族的生活轉而開了兩家生意不錯的酒館、住四房兩廳的房子、開BMW320、在箱根有小別墅、有兩個孩子。這樣的前半段人生不美滿嗎？村上春樹為何還讓他感到生命中好像還缺少什麼？是有意要氣死像我這樣的讀者嗎？但是，再次閱讀《衣魚簡史》，我依然讀不出味道與弦外之音，只有心生敬佩之意，反倒是《躊躇之歌》讀來教人完全明白其真其深，不過這也許是散文與小說最主要的差別所致的吧？
普魯斯特據說耗費了十五年才寫完只適合「坐牢或者流放到荒島的人讀的」《追憶似水年華》（台灣一直沒有譯者嘗試翻譯），《躊躇之歌》據說是陳列前前後後拖了十年才完成，它讀來有點像回憶錄，但是著重於心情與景物的描寫，所以得用心細讀（事實上我閱讀時總不知不覺地減緩速率），作者的特殊經歷讓人多多少少可以了解台灣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對民眾的影響。九七之前的香港人也許沒有對「政府」有何不滿，台灣解嚴前的民眾與二次大戰結束後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民眾對於政府絕對有諸多不滿，差別是前者不敢言，後者敢怒也敢言，尤其是大學生與赤軍。就是這麼巧合，村上春樹筆下的大學生只管打屁打工打砲就是不管課業、甚至懷疑人生時，現實上日本有一些大學生搞學運反政府、台灣有一些年輕人（應該也都是讀冊人）莫名其妙地被扣上反動的罪名入獄甚至槍斃。一九七二年，《國境之南、太陽之西》的男主角二十一歲，除了大一參加過學運（維基百科沒寫村上春樹參加過學運），大學生活完全是村上本人的寫照；現實上才剛大學畢業兩三年的陳瑞麟（陳列的本名）被扣上反動的罪名入獄；董啟章沒有這些類似的題材可以寫入小說裡，事實上《衣魚簡史》中每篇小說的時空背景都很模糊。
我想，除了科幻小說，時空背景是小說或散文能吸引什麼樣的讀者的關鍵之一，寫法也是，套用於電影也行得通，否則同樣是寫青春戀曲的小說，我的孩子們不會在讀了我特地印給她們看的我自己寫的一篇小說的前幾頁之後，回饋給我：「無聊，人家九把刀的很有趣。」這麼令我洩氣的話；否則我的大姨子不會特地去看《我的少女時代》而沒看《那一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而我除了都無感，連「那些年」三字後的逗點也看不順眼，只看了《五月一號》。
談到電影《五月一號》，我不得不懷疑此電影的編劇讀過《國境之南、太陽之西》，否則怎麼那麼湊巧都有高中生在學校的大樓頂將黑膠唱片當飛盤擲的情節？這是我第二次閱讀《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讀到時馬上想到的。
看電影與聽音樂是大眾化的休閒活動，所以電影與音樂也常常成為小說或散文的元素，而這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對這兩項所偏好的類型甚至透露了其年齡層，比方村上春樹，我印象中他不只一次讓小說的男主角聽爵士樂甚至是納金高的老爵士樂；而董啟章應該看過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鄉愁》。至於陳列──《躊躇之歌》很少寫到這兩樣，如果這本書是小說，讀者只能藉由另一樣也常被作家寫進去作品的文學書籍或其他的作家名字來推測其年齡層，他提到的文學書籍雖然不多，且其中我有印象曾經聽過是羅素的散文集與弗洛姆的《人類新希望》，但其實顯示作者年齡層的明顯程度就跟我們在二十年後讀到一本小說的主人翁說自己讀高中時很喜愛《六弄咖啡館》這本小說差不多。
這些其實也是我在閱讀小說或散文會特別注意的，還有，自從自己也開始寫東寫西後，還會特別注重作者的寫法。《躊躇之歌》我第一次閱讀時，對長達四百二十四字（我應該沒算錯）的句子感到吃力與納悶，還特別寫了電子信向該書的出版社詢問，但對方沒有回覆。這第二次閱讀時我又想起此事，求助網路資訊才得知陳列就是這麼寫（他在一次訪談中提到他不會亂用標點符號），還有我也注意到他偶爾會以方言書寫，跟董啟章一樣。據說有些國外的小說也會出現該國的方言。我想，這樣的書寫是作者求真與像廚師般講究味道的表現，當然或多或少會帶給讀者閱讀上的困擾。
閱讀文學書籍到底能帶給我們什麼，我其實也說不出來，而閱讀名著呢？《衣魚簡史》中〈那看海的日子〉的「我」，有天晚上心有點亂（因為北京鬧動亂），想看電視新聞又止住，一位女孩子借給他的黃春明的〈看海的日子〉也看不下，最終看了普魯斯特五六頁的囈語式書寫後有睡意了，臨睡前迷糊中微笑地想：「給人最需要的慰藉，這就是名著的價值了。」我只是個素人，無能評斷文學書籍的價值，但我想閱讀過程中我多少有一些符合作者預期的在哪裡該會心一笑的反應能力。還有，讀者不曉得小說作者有何特殊經歷，作者更是不知道讀者的特殊經歷，所以，村上春樹不會知道他小說中名為知更鳥巢的酒館，現實中，有我這麼一位讀者以前有一段時期常去的一家附設卡拉ＯＫ的小酒館也叫知更鳥巢，以致於讀到時馬上想起，還心想，記性怎麼那麼差：當初在那家酒館時怎麼沒想起村上春樹的《國境之南、太陽之西》，而錯失了問老闆是否因此才把他的酒館取名為知更鳥巢這一有一點有趣的問題？是啊，小說的某些情節或場景竟然跟我們經歷過的有些類似，這或許是像我這樣的讀者閱讀時的意外樂趣。
自從有了電影之後，許多小說都被改編成電影，有些電影甚至是改編自散文。這三本三個國家的作家寫的文學書籍，類型不同，讀來的感受當然也不同，如果以電影來比喻，我覺得《衣魚簡史》是帶有奇幻味道的藝術電影，比方安東尼奧尼的電影；《國境之南、太陽之西》當然是文藝愛情電影，比方《五月一號》；《躊躇之歌》則如山田洋次的《我的長崎母親》，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感傷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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