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提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部小說,無論我再怎麼努力回憶,所能想到的,還是只有反射性的聯想,那就是《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原因無他,只因為李國修和李立群的演出讓我印象極其深刻。

  像《卡拉馬助夫兄弟們》這一類所謂的世界文學名著,完成的時間大多在十九世紀,也就是一百多年前,而且大部分的作品都非常厚重,可以想見作者的寫作毅力,同時一定也融入作者的哲理、思想,也就是所謂的「文以載道」的說法,也對後世產生影響。

  我學生時代和不少臺灣學子一樣,讀過中學的國文課提到的《水滸傳》、《紅樓夢》,但好像不曾想過要讀西洋文學名著。踏入成人的花花世界後,只剩下讀現代小說的興致,更不會想讀。

  現在還有人讀此類的文學名著嗎?應該還是會有,至少文學研究所的學生會讀。其實,無論時代怎麼演變,總還會有人喜歡歷史、喜歡傳統,就好比有人喜歡喝潽洱茶、喝老酒、骨董,甚至收藏。老酒不好買,有價值的骨董凡人無力收藏,老書呢?買不買得到看機運了。

  那一天我去了一趟台南的誠品書店,它現在位於台南市的文化中心旁,斜對面是巴克禮公園,是台南這個城市中美景與人文兼俱的地點之一。誠品書店給我的印象就好比書店界的萬應公,除非是絕版的,否則想買什麼書它都有。結果,我只看到《罪與罰》,是重新翻譯的版本。我當然不是非買到《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不可,不過當我試著問服務人員後,她便在電腦前輸入資料,結果…,她說她幫不上忙。

  當我再站在巴克禮公園的斜對面的馬路邊等綠燈亮時,心想:或許金萬字會有。

  金萬字是一家書店,但賣的書沒有一本是新的,它伴隨著像我這一代的台南人見證了時代演變的力量,因為我讀高中時知道它,但不知那時候它已存在幾年了。金萬字位於舊台南的都會中心,景象不如誠品書局附近,但卻更具文化氣息,因為它的後方緊鄰孔廟——一棟比《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歷史更悠久的建築物,以不同於《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的形式涵養城市與居民的心。

  我是在華燈初上時來到金萬字,它的硬體當然改變了,不是記憶中的寒酸樣,嶄新的樓房,大門也改成玻璃自動門,唯一沒變的是那種一進入店裡,人就彷彿沉浸於各個時代的文學世界。不大的空間裡,分門別類擺設的書令人目不暇給,連地板上也有。瀏覽了幾個櫃子的書後,都沒有《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最後我站在擺了不少西洋文學名著的櫃子前,心想:有的話應該是在這一櫃,於是走到也堆滿書的收銀檯,問了應該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老闆,她很熱心地起身走到我之前停留的位置,指著那些書說:「之前應該有,你過一陣子再來看看,說不定又會有。」

  杜思妥也夫斯基如果地下有知的話,說不定會說:「喂,老兄啊,我這本書八百年前就寫好了,還買得到的時候你不買,你可以告訴我為何現在想看嗎?」我當然會稟實以告,而且會像個的小學生那樣,說:「啊就網路上有一群人想一起讀,讀完還要寫作業,帶頭的問我要不要插花啊。」「嗯,不錯,臺灣人比我家鄉的人有水準多了。你試著到網路找找吧。」杜老師可能會這樣回答我。

  俄國地理環境的特點是有一片一眼望去,幾乎全無人煙也看不到邊際的西伯利亞。西伯利亞帶給這個國家的人們的回憶,總是深刻又殘酷,帝國時代的流放啊,列寧、史達林時代的勞改啊,但,再多的淚水也無法改變它的一絲地貌。這樣苦難的歷史背景固然是造就俄國作家寫出像《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之類的長篇小說的主因,但我想,西伯利亞多少激發了這些作家無限寬廣的靈感,寫下他們對時代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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